汽车限购:合法性公平性不足

维权曝光 2019-07-15 11:160

  “汽车限购政策在执行初期效益和效率较高,但合法性、公平性不足,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负面效应将逐步提升。”这是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课题组近日对上海、北京、广州3地的汽车限购政策比较性评估报告中得出的结论。该报告建议尽快启动对汽车限购措施的绩效评估,完善相关配套政策体系,并适时废止该政策。此汽车限购政策比较性评估报告从合法化标准、效益标准、效率标准、回应度标准和公平性标准5个方面来评估北上广3地的汽车限购政策。

  201012月,北京开始对小客车实施数量调控和配额管理制度,以摇号方式对新增小客车配额进行无偿的分配。

  该报告指出,从合法化标准来看,北京市汽车限购措施不仅与2004年颁布的《行政许可法》等上位法存在一定的冲突,而且与2009年国务院出台的《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存在着明显的抵触。

  从效益标准看,在实施限购措施后的两年时间里,北京全市仅净增小客车39万辆,机动车数量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但从公平性标准看,北京采取的摇号政策表面上实现了汽车配额资源的公平分配,但由于超低的中签率使市民实现消费汽车的愿望如同“撞大运”,严重损害了部分市民自由消费汽车的合法权利,而且随着申购者越来越多,政策的公平性将进一步下降。

  该报告分析认为,北上广3地汽车限购政策都是政府通过强势行政手段而不是交通资源合理调配来解决交通拥堵问题。在执行初期具有成本低、见效快的优点,随时间推移,会产生许多问题。汽车限购措施是以剥夺公众自由消费汽车的权利来达到控制城市汽车总量的目标,推高了民众的购车成本。各地推出汽车限购措施后饱受争议和质疑,除非作为被迫采用的“权宜之计”和“最后手段”,一般情况下务必要少用慎用。

  要彻底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难题,重点还是要放在完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和配套设施的建设,建立高效的交通管理系统,培养市民公交出行的习惯,以及采用提高市中心繁华路段的停车费、征收交通拥堵费、市中心征收汽车“进城费”等行政和市场手段来限制私家车上路等方面的措施。

  从上海、北京和广州等3市实施汽车限购政策的经验教训来看,必须充分评估汽车限购政策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和溢出的负效应,然后建立与之配套的应对政策,形成一个完善的政策体系,提高政策的绩效水平性和公众的满意度与支持度。如针对汽车限购政策容易产生拍卖价格过高和中签率过低的问题,应该同时出台车牌使用年限政策和车牌自由转让政策;针对汽车限购政策的公平性不足,易引发民众和利益受损行业不满,应同时出台车牌拍卖资金专款专用政策和收支情况社会定时通报制度,高峰时段公共交通车票优惠政策,申购新能源汽车、节能型汽车和国产小排量汽车的财政补贴政策。这些政策应该作为限购政策的配套政策尽早同步执行,做到环环相扣;而不是等负效应已显现、民众不满情绪高涨的时候才被迫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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